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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少林小子的博客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日志

 
 

【转载】教育专家谈:打通职教“断头路”  

2014-05-16 18:53:54|  分类: 高考园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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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少林小子

         文前虚言:俺是一个专家热的叛逆者,从来不迷信什么专家。这一习惯的养成,来源于学校学习的习惯,但不影响俺对有学问有良知专家的尊重。尊重是一回事,不盲从又是一回事。为此学生时代和半辈子工作中,没少走弯路,看来这个习惯是死不悔改了。但在玩博的时候,俺常常逆袭这一思维,目的无非是私利,为赚一点眼球,而赚眼球虚荣的成分占主导,可转播自己观点的成分也不少。

         时下每位非文盲者,都是教育的受益者。故而官家在教育上的每次折腾,俺或多或少都比较关注。教育部大官,曝出600所地方大学转职业化教育后,俺就及时转载,同时还附上俺的三言两语,以证不是白痴。网游捕获,西安欧亚学院董事长、校长,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理事长——胡建波专家这篇玩意后,走马观花,感觉言之有物,急忙转载。但感觉人家的古今中外,站位太高,也难怪专家,咋说也该比咱这个教育半门外汉,码子有水平啊!

        不管专家咋云山雾罩,归纳无非是这么几句:一是请教过中外专家,都支持俺的观点或观点与人家相同。二是美欧亚三大区域教育知名国家,对此都有探索。“升学主义”是职业化教育的思维绊脚石,在此美台与我们相同,都是这个主义的膜拜者。三是沿袭官场老套子,顶层设计——官民结合成立全国职业教育委员会,指导全国职业转型。四是担心转型太快,国民不认可不配合。

       这个问题要我说四句话:1、教育是百年大计,不要朝令夕改,改革设计应该有超前性,起码五十年不变。2、这项改革要渐变不要突变,否则各方面都不配套,会事以愿违。3、顶层设计不是万能,往往好胡折腾。当初院校拔高不是这帮人搞得吗?教育提倡产业化,一个利字是最好的概括,教育一旦利字当头什么都不好说了。4、不要低估老百姓,换了马甲就不认识你了吗?讲点良心,要对得起莘莘学子和家长的血汗,要对民族的未来负责。

       假如统筹这四句话的话,咋改都可以,否则就是沽名钓誉。

打通职教“断头路”

 胡建波∣文
2014年05月16日 13:17 来源于
财新网 
     

    

为什么中国应用技术大学转型学习欧洲而不是美国?我最初的想法是,欧洲的教育主要由政府投资,政府有力量推动“双元制”。而美国的高等教育体制不由联邦政府决定,联邦和各州分权,各州情况也不完全相同,所以不可能由政府主导直接提出应用技术大学的体系。

我就这个观点,请教美国杜肯大学教育学院Barone教授时,他说:“我不认为你的看法是错的,但我认为欧洲与美国在应用技术大学问题上的差异,主要是由于欧洲社会对技能型工作给予尊重、从业者也会有很好的待遇和很好的社会地位。而在美国,从事技能型的工作不太被人尊重。虽然美国政府也试图把技术教育向前促进,但报考的学生往往被社会认为是学习能力差、素质不太高的人。事实上,报纸也经常披露州政府给这些学生的贷款,学生就业几年后仍不偿还,问题出现的比例还非常高,有些贷款机构为此还诉诸法律。”总体上讲,他认为美国和欧洲在技能人才培养方面的差别主要来自于文化差异。

在对待技能型人才这个问题上,中国文化的特点是跟美国差不多的,和欧洲不一致。德国双元制有两百多年的历史,我们真学他们能不能真的做到?我认为,谈到应用技术大学转型,首先要面对的就是中国社会对技能型人才尊重的文化问题。美国与德国在这个问题上的优劣很难讲,我个人认为,美国的创新文化和德国的技术领先文化也是造成两国经济商业模式不同的原因。世界500强企业中,德国的精密制造技术让一批制造企业长期居于前列,排名基本不变;而美国的创新文化特点,带来了创新企业层出不穷,排行榜上的企业此起彼伏、变化极大。

我还向台湾朝阳科技大学创校校长曾腾光博士通电话求教。我问他20多年来台湾的科技大学到底成绩如何?曾校长谈到,根据《远见》杂志对台湾高校就业调查的历年数据来看,就业最好的前10所学校中有五六所是清华、交大这样的传统公办名校,还有四五所是台湾科技大学、朝阳科技大学这类以就业为导向的科技大学,而这些学校之前的排位是非常靠后的。我又追问,请曾校长谈谈科技类大学还存在哪些问题?他说总体还不错,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解决“升学主义”的问题。台湾学生是拿了专科想本科,拿了本科想硕士,拿了硕士想博士。学生不停要升学,科技大学的定位跟社会需求的矛盾并没有解决。

我回顾这两次谈话,是想引出我对后面几个问题的观点。

“升学主义”是亚洲的普遍现象

 第一个问题,民众对待技能人才的文化氛围和态度,以及对待学历文凭的态度观念是思考职业教育发展的两个核心点。欧洲文化和东亚文化,对技能型人才的社会认可度大不相同。文凭不断向上发展是大趋势:一是原有的一些基础工作不断被工具、技术所取代,现有的工作越来越需要劳动者具有批判性思维、沟通交流、组织规划能力;更重要的是提升学历与提升社会地位相关,无论做什么工作,都希望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这已经超越了原有基于经济学思维的劳动分工理论。

我经常碰到一些人说当年中专的水平多高,大专水平多高,现在研究生都不行了!我想用一个经济学术语来说明我的观点,即文凭的“流动性过剩”问题,这是世界性的问题。我曾在《克林顿传》里看到,克林顿当州长的时候将14所中专学校升为社区大学。再给大家展示一组数据,芬兰高等职业教育体系里专科层次里只占生源比例的7%,台湾只占5%,而大陆现在占到40%以上。在大陆,现有的社会环境下大家就是不想上高职,就想拿本科文凭!回想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每月挣58.5元,而今天月薪5000都未必有当年58.5元管用。和货币的流动性问题一样,学历的向上提升是产业发展需求的结果,也是民众心理需要的结果。虽然各个国家在提升高等教育的层次,但没有像台湾那样特别放松,都在采取措施调控,逐步往上提。过度提升教育的文凭层次和货币的流动性过剩一样当然是不妥的,现在要判别的是,什么是合适的节奏。我个人认为,目前中国大陆显然没有所谓的过度问题。

我们现在上中职的生源,或者是因为高中考不上,或者是因为家庭收入低,希望赶快找一份工作,于是选择了中职。但上中职后,再想向上发展,只有三校生考试这一次机会上高职,录取比例还非常低。技校、职业高中和中专的学生,有几百万人分流在那,却只有十几、二十几万人能上高职、专科。这显然是条“断头路”,断了上中职孩子们继续升学的路。“升学主义”是亚洲的普遍现象,只可适应与顺势而为,打通职教、提升职教层次其实是发展职教的识时务之举。断头、强压的后果已经显现,职教成了社会中低层次、低素质教育的代名词,具体表现就是中职、高职这几年生源掉的很厉害,当前生源好的高职院校也对未来忧心忡忡,他们自知无法抵挡“升学主义”这个所谓的“坏观念”所带来的生源下滑的趋势。

此次教育部倡导应用技术大学转型,一是解决现有地方性本科高校毕业生没有围绕产业需求培养人才所带来的就业难问题,二是试图解决“断头路”的问题。大家知道,全国目前每年高考录取大概700万人,专科的录取比例大约是45%,也就是说,有300多万人上了高职,但其中仅有5%的人才有资格专升本,而且只有一次统一考试的机会!这就意味着,选择高职就很难继续升学,这与学生和家长的期望相矛盾。所以,高职报到率比较低,陕西省每年有7万多人被高职学校录取但不报到,复读一年再考二本三本。

实际上,北美的社区大学学生入学两年后转入大学继续读本科的比例相当大,如果中国的高职学生能有20%的比例转读四年本科,高职院校就不会为生存特别担忧。很多专家讲这个问题都是从社会对人才需求层面说问题,但是没有多关注学校层面怎么活的问题!只是希望职业学校转变观念,办好职业教育,不要盲目升格,可是它都没学生了,转个鬼观念,这种话像极了晋惠帝所说的“何不食肉糜”。

推动高考改革

第二个问题,借此应用型大学转型推动高考改革。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这一二十年高考改革并不到位,高考改革不仅要改考核内容,更要改招生录取方式。高考改革为什么改不动,核心是万众瞩目,让985高校等所谓高水平大学自主招生无疑是火中取栗。可行的办法是釜底抽薪。全国大概有700所民办高校,如果能参照日本的方式,民办高校独立招生、自主招生,高考的人数一下子就会锐减。从法理上来讲,民办高校有办学自主权,又不是人人想上的学校,火小了,改革推进的风险、阻力就少很多,成功的概率也就更大。如果这次中职、高职、应用型本科职业教育体系入学通道大打通,无疑对当前的统一高考彻底改革也有重要的解围意义。

应用型高校转型应涵盖社会科学

第三个问题,应用技术大学的专业主体不一定是制造装备业。芬兰整个应用技术大学中比重最高的是社会科学,占30%以上;技术方面是10%左右。整个欧洲产业转型第三产业占了经济总量的70%以上,制造业大约占20%,农业占10%左右。产业结构的变化必然带来人才结构的变化,人才结构的变化也会带动教育结构的变化。我和查建中教授就这个问题还通过电话,他认为这次大学转型叫做“应用技术大学”值得商榷,改叫“应用科技大学”比较合乎原词义,科学可以包含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而技术加应用就多余了。因此,这次应用型高校转型应该强调涵盖社会科学,包括创意产业、IT技术等相关领域,而不应仅仅是工程师类的人才。从欧洲、美国来看,我国的工科比例偏高,工科的主要问题是产学合作培养人才是否真正落实到位、办学质量是否和国际接轨的问题,而不是规模问题。第三产业必然是应用型科技大学人才培养的主要服务对象。

成立国家职业教育发展委员会

第四个问题,建议成立国家职业教育发展委员会。我看到姜大源教授的文章,他主张成立国家职业教育总局,我个人认为应该成立委员会,区别在于由谁主导。大体来讲,证书可分为两大类。一个是学历证书,这是教育系统内部的事,专科、本科、硕士、博士的学历学位证书,但这毕竟与行业的需求有所不同,学历的获取并不能完全代表从业的标准。另一类是职业证书,现在部分职业证书已经很具含金量,比如ACCA等证书都非常严肃。高含金量职业证书的影响力扩大客观上也是对学历流动性过剩的一种对冲。如果完全靠政府推动,比如前些年劳动部推出的证书,现实中几百块钱就能拿一个,真是有点不值钱!因此,我认为证书问题完全靠政府行政手段很难保证,有效的做法应该是由社会监督,由行业学会根据自身行业的内在需求建立职业证书体系。具体建议是成立一个国家职业教育发展委员会,由著名企业家、教育家、社会人士和政府共同组建,这个委员会是独立的体系,就像美国的国家质量委员会。委员会下设工作机构,可聘请CEO进行日常运营,比如把柳传志、王石、张瑞敏这样热爱公益的著名企业家都吸引进来,包括今天参会的各位专家都加入委员会,做一个二三十年的发展规划。由于这个委员会与当前的政府部门职能冲突不大,只是需要给一个国家的名头增加其权威性和统筹性。

从改变自身做起

在应用技术大学转型这个问题上,俞仲文教授提到了教育版图重构的概念,我非常同意。但作为学校,我感觉大家应该避免只盯着产学合作的任务,实际上学校发展还是要向国际方面的教育寻找标杆,做好自身组织的现代化转型。比如大学内部的治理方式问题,大学章程的问题,信息化问题,以及课程规划、教师发展、绩效考核等问题。也就是说任务变了,先要从改变自身做起,而不是就任务论任务,急于求成。(本文系作者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讲话整理而成,题目为编者所加)

                                                作者为胡建波西安欧亚学院董事长、校长,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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